首页 > 名不正则言不顺是什么推理类型

【对《论语》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阐述】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警语。然而，若仔细思索这句话的涵意，不免令人疑惑：为何人不作长远考虑（远虑），很快就会面临危机（近忧）？不应该是今天不做长远思考（近虑），未来才会爆发危机吗（远忧）？若单纯从表面的字义解释，这句话似乎有时空关系倒置的疑虑。

再深入思索，就会令人豁然开朗。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该是指，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忧愁），是肇因于以前没有深思熟虑的作为；同样的，今天的作为如果未经长远的深思熟虑，未来必要面临苦果。所以，这句话除了提醒人要能深谋「远虑」外，事实上还点出了一个要点：凡事必是「自作自受」，这是人人都要有的重要认知。

那么，重新品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我们除了警惕自己，要对今日的事物深思熟虑、深度思考外；昨日的作为所造成今日的忧愁，除了「默默承受」外，就不能有其它收获吗？

事实不然。今日的忧愁既是昨日所致，就应去追溯，究竟是过去的哪些相关的决定、作为不够周延，才造成今日的苦果？倘使重新来过，哪些错误是可以避开的？进而去认知、体悟这些事物间的「因」「果」关系。重新检讨下来，不但学得教训、经验，不致重蹈覆辙，并能强化对事物相关影响的认知，增长「决策判断的能力」。俗语说，「不增一事，不长一智」，就是这个意思。

相反的，假若不经由这种追本溯源的方式，来认知所经历事物的「因果关系」，那么过去的错误不仅在今日付出代价，也因为未深切体认到教训，未来仍将持续犯相同的错误，并且找不出原因，也就是所谓的「不知反省」。

外在环境瞬息万变，面对各种问题，除应针对问题追本溯源，再考虑趋势、各种可能变化等因素，做出最周延的决策外，还需有一个认知，亦即外界事物种种变化，不全然是个人所能百分之百掌握的。因此，在「深谋远虑」的同时，须时时提醒自己不能过于自负，反而要戒慎恐惧，随时具有「危机感」。当然，具「危机感」并不代表要保守、退却，而是要具有企图心。在积极但审慎的心态下，就能达到犯最少的错误，累积最大成就的境界。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是一个假设关系的复句，可以这样解释：人如果不考虑长远，那么忧患一定会在近期出现。其意是要人目光远大，考虑长远。其实这是个宾语前置句，可以这样改：“人无虑远，必有忧近”。

这是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正义》引解："虑之不远，其忧即至，故曰近忧。"《荀子·大略》云："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犹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而人宜远虑历为儒家所重。

有两层含意，一层是说：人们就算没眼光，看不到长期的隐患，那么，至少能看到眼前的祸患吧。别一次意思是：如果不懂得规划长远，那么，在短期内就会出现问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源出于《论语.卫灵公》，是孔丘说的话。它的意思只有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打算，那么你很快就会遇上麻烦。

相当的有道理

*为明天做准备*

认识詹姆士，是在一次酒会上。身为美国一家跨国公司驻华代表，全权负责公司在中国地区的业务。我希望采访他，他欣然接受，并预定了时间。那次采访很顺利，就在快结束的时候，我按惯例问他公司未来有什么规划?原想他会像以前采访的一些企业家说几句“展望宏图、实现目标”之类的话。没想到，他很认真地从文件柜里拿出一份公司未来15年发展规划书。

这份规划是3年前做的，里面分析预测从1995年到2010年全球市场环境及发展趋势，包括产业形势和竞争形势等，企业目前产品定位及现有任务在未来发展方向，拓展哪些新的增长点，如何为未来发展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企业机制等，厚厚的像一本大学教材。我不禁想起以前采访过的国内的企业家，他们也有规划，但太宏伟，太抽象，什么赶超一流、进入五百强、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等等，缺乏具体细致、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分析数据。而且时间最长的也不过5年。像他们这样一直做到2010年，太遥远了!谁能想到那时会是什么样!

詹姆士大概看出了我眼中的疑虑，不无忧虑地说：“我在美国以及来中国这6年，陆续接触了一些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每考察一个项目，总要先问多长时间能收到回报。当然，注重回报是必须的，我们也要首先考虑。但不同的是，我们至少要做一个5年短期、10—15年中期、30年以上的长期计划，而你们中国企业家一般只做1年、3年，最长也不超过5年的短期计划，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怎么可能呢?企业也像人一样，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有一个累积发展的过程。一个人要学习积累二十几年，到30来岁才能比较胜任一项工作，怎么可能要求企业一岁就辉煌呢?”

“不过我认为，成功的速度和灭亡的速度是一样的。”说着，詹姆士笑了笑，随手一指桌上的报纸，“不信我们打个赌，看这些被宣传报道的企业家，10年后还能不能存在。”

我一伸舌头，连连摇头。这个赌我可不敢打。不要说10年，5年前我采访过的企业，现在大都名存实亡了。谁敢保证他们10年后还安然健在?

詹姆士宽厚地笑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不过责任也不全在他们，用你们自己的话说，是体制问题。好，不谈他们了，说说你自己吧，你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我……”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詹姆士似乎比我更吃惊，打了个手势：“怎么你竟然没有一个让自己十年后受益的人生规划?那你每天怎么做事?”

我面带羞愧地说：“什么要紧就做什么。一天到晚也没闲着，忙忙碌碌的。”

詹姆士盯着我看了一会，神色严肃地说：“林，我把你当成朋友，所以要对你说一句朋友的话。记住，人生有很多要做的事，但归纳起来只有两类：一类是紧要的，一类是重要的。许多人不成功是因为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眼前的紧要事情上，而无暇去做重要的事。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用20％的时间去处理眼前的紧要事情，而把80％的时间留给未来，去做那些暂时没有收益但以后会重要的事情。我就是这样做的，希望你也这样。给自己订一个10年规划。否则，到时候你可能会付不起账单的!”

——从灾荒史研究得来的启示

人类生息繁衍在地球之上，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各种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有降灾肆虐的另外一面。特别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极大地加强了自然力量的破坏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灾害正是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的一种报复和惩罚。可惜的是，自然灾害过去之后，人们往往好了疮疤忘了痛，为了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而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依然到处可见。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李文海（摘自《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的序言）

从本期开始，本报陆续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夏方明先生的关于中国灾荒史研究的系列文章。敬请读者留意。

从“饥荒”进入“灾害”

诚如邓拓先生所言，我国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的四千余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以致近世西欧学者径直称之为“饥荒的国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救灾制度的不断完善，我们终于打破了已经延续数千年的“每灾必荒”的铁律，摆脱了令人恐怖的饥荒魔影的笼罩。这的确是值得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为之骄傲和自豪的伟大成就。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结果，它在带来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社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其中既有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而产生的可以说是遍及全国的环境污染灾害，也有因人为因素的强烈干扰致使自然界发生变化而给人类带来的渐变性灾难，如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森林破坏、水资源匮乏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减少等。除此之外，大自然本身也会发生相对于人类而言是剧烈的周期性变化，而我们目前恰好处在这种周期性变化的一个高潮阶段，比如地震活跃期、火山活动期、气候变暖期等。自然的，人为的，各种各样的灾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头号敌人之一。我们走出了“饥荒之国”，却又进入了“灾害之国”，或者用时髦一点的话来概括，就是走进了一个正在孕育着巨大危机的“风险社会”。

澄清史科，正视历史

当然，出现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的态度。由于当前的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主要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的凯歌行进的过程而出现的，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本身的确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抗御各类灾害的能力，这就使得许多人对当下的危机往往不大在意，至多也只是把各种环境问题当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是可以通过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的，因而对于未来总是保持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如果有人特意强调上述各类灾害的严重后果及其未来的强化趋势，即使不被当作是无稽之谈，也会被指摘为“杞人忧天”。有学者甚至从中国历史文献记录的可靠性入手，对“自然灾害次数越来越多”的结论提出质疑，以期化解当今的人们对于未来的所谓不必要的“过虑”。事实究竟如何呢？

根据这位学者的论证，所谓“自然灾害次数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历史记录的偏差造成的，而与灾害实际发生的次数不相符合。其原因有二：首先是“详近略远”。即灾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越近，人们对它的印象越深，灾害被记录的机率越大，灾害记录的次数与灾害发生的远近成反比。例如在无人区发生的灾害，无论多么严重，却不会有多少人注意，而在人口稠密区、政治经济中心以及大都市，即使很轻微的灾害也会引起社会比较广泛的关注，留下大量的资料。同样，出现在远古、上古的灾害至多只留下一些真伪参半的传说，发生在中古以后的灾害的影响也无法与近代相比。其次是历史资料的缺失，年代越久，留下的记载一般越少，统计到的灾害次数也就越少。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让人产生了灾害的次数越来越多的错觉。否则，根据目前有关论著的统计，从现代到远古，朝代越前，灾害次数越少，到了先秦，有的年份完全是空白，“能说那时没有灾害吗？”

这样的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对中国史料记载的特殊性有所认识，同时将人类活动与灾害形成的关系考虑进来，对上述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就不至于太悲观，特别是对那些连续性强、资料丰富的地区来说，相反应该更具信心——当然还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挖掘史料。这种特殊性就是明清以来中国史料记载的完整性以及清代报灾制度的完善性，而恰恰是明清以来的大量统计表明了灾害次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样的分析还存在着另一个很大的漏洞，即无视甚至误解了人口增加、生产扩大与灾害次数的正比例关系。这就是，随着历史上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人类生产生活区域的成倍扩大，遭受到或记录下来的灾害当然也会相应的增加。同理，从空间分布来说，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自然变异成灾的机会就越多，灾害的次数也越多；相反，人口越是稀少的地区，成灾的机会就越少，记录下来的自然也不多。至于无人区发生的自然变动现象，如果其后果最终没有波及到人类的话，那就是一幅大自然的奇观，而谈不上是一种灾害了。

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竺可桢先生就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在当时发表的《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一文中，对17世纪以来的三个世纪直隶水灾特多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既不是因为直隶是首都，所以记载特详，因为17世纪以前直隶同样是首都，但记录下来的灾害并不多；也不是因为永定河的河道发生了变更，以致泛滥更加频繁，因为后人对于永定河的治理力度要远超前人。真正的原因是直隶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勃兴。因为在宋代以前，直隶省的低洼之处都是淀泊沼泽，尚未开垦，元明以后，以前的沼泽逐渐变成了良田，水灾因而随之增多，“因为以前即使有水，也不成灾，至此是有水非成灾不可。这样一来，直隶水灾在史籍上的记载，当然也突然增多了。”竺可桢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的最圆满的解释”。他虽然没有提到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与灾害形成的关系，但他思考问题的方法，毕竟给我们这些后人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多一点忧患意识

也有学者认为，自然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往往是周期性的，因此我们不能以某一时段的灾害状况来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然而如上所述，由于当前的自然灾害并不只是自然界本身变动的产物，而是越来越多地搀杂进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后者所引起或加剧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是一个逐步累积、不断扩散的不可逆的过程，所以，灾害的周期性变化与灾害次数的累积上升趋势并不矛盾，在当前的情况下，则是交错在一起，叠加出一个并非那么确定的未来社会。因此，对于这样的社会，我们与其抱持一种所谓“不能无忧，亦不必过虑”的“豁达”的态度，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信守古人的箴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以上是我的答复，已经修改了，我想我会帮到你！